肺移植不仅仅是一个救命的选择

患者观念亟待转变

供体质量是肺移植瓶颈

“我们讲‘痛不欲生’，但‘憋不能生’带给呼吸疾病患者更大的痛苦。肺移植正是在患者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给他们提供一个‘重获新生’的选择。”医院院长王辰院士表示，对于慢阻肺、间质性肺病、肺动脉高压等呼吸疾病终末期患者来说，呼吸困难是最显著的症状，而肺移植可以说是终极、彻底的治疗手段。

“医院和肺移植也有着不解之缘。”王辰院士介绍，年，国内第一例肺移植就是由医院创建者辛育龄教授实施的。年3月，该院成立肺移植中心，王辰院士担任中心主任，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教授担任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心下设的肺移植科主任。半年多的时间里，肺移植中心已顺利完成43例次肺移植手术，成功率达到81%。

面对这样一份成绩单，陈静瑜说，要做的事情依然还有很多。在国外，许多患者做肺移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在加拿大进修期间，陈静瑜曾见过有患者一边吸着氧气一边自己开着车，医院接受肺移植手术。而在国内，肺移植患者往往都是呼吸疾病终末期的病人，“患者往往都用上了呼吸机、ECMO，到了‘不得不做’的地步。这样不仅影响手术成功率，对于术后转归也是不利的。”陈静瑜表示，这需要医生多下功夫，来帮助患者及时转变观念。

“有了捐献才有器官，有了器官才有新生。”陈静瑜说，优质的肺源是肺移植手术成功的重要前提，但如今国内供体的质量也让他颇为揪心。他介绍，在脑死亡立法的国家，48个小时内完成器官捐献，供体的情况会好很多，加上受者身体条件好，术后一年生存率可达90%左右。而在国内，肺源基本上都在一周左右被取下，已或多或少感染的肺源，为肺移植手术的实施增加了不可预知的难度。“中国有家可医院，其中有肺移植资质的30家左右，仅占1/6。”陈静瑜坦言，国医院还是太少。

“中国肺移植今后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器官捐献等方面与国际接轨，通过这两年的努力，总结经验，尽快出台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用以指导全国肺移植工作。”肺移植还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陈静瑜呼吁，希望得到广大患者的理解，更期待社会大众对于器官捐献事业的支持。

获益如何最大化

肺移植评估需综合考量

王辰院士强调，做好接受肺移植患者的评估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肺移植适应证包括慢阻肺、肺气肿、闭塞性细支气管炎、囊性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特发性肺纤维化等呼吸系统疾病。王辰院士介绍，年，国际心肺移植组织对于肺移植的适应证有如下评判标准：如果不做肺移植手术，病人两年内因肺部疾病致死风险大于50%；肺移植术后存货超过90天的可能性大于80%；如果移植肺功能维护良好，术后存活超过5年的可能性大于80%。

“而具体判断患者是否需要进行肺移植，基于的是综合评价。”王辰院士表示，进入肺移植名单的患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进行动态评价的患者；一类是经过评价需要进行肺移植的患者，一旦有合适供体，应立即实施手术。“我们需要转变观念，肺移植不是在患者病情最重时才是最佳时机，而是评估如何让患者最大获益。这个名单越长，肺移植患者手术成功率越高。”

多学科联合作战

为成功肺移植保驾护航

肺移植需要多学科交融，不仅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胸外科的努力，还有麻醉科、护理等高水平团队密切配合，才能成功实施一台肺移植手术。“没有缺血再灌注损伤，没有较多出血等，只是保障患者能平安推出手术室，紧随的术后管理很关键。”陈静瑜说，除了ICU、呼吸科、感染科医生，包括护理人员，康复科、心理科医生等形成的术后管理团队是患者术后生存的根本保障。

而在这支队伍中，优秀的麻醉医生不可或缺。“肺移植手术的成功实施，离不开麻醉科的全程支持。能不能做好肺移植麻醉，是麻醉科整体实力的体现。”陈静瑜说，半年多以来，肺移植中心取得的成绩与麻醉医生的付出分不开。

麻醉不仅是使患者不感受到疼痛这么简单，麻醉医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全程保障患者的术中生命体征平稳，对病人术中损伤及时发现、处理。而肺移植麻醉中，需要监控的是人体重要的供氧器官，同时还需保护移植新肺不受机械通气等损伤，这对于麻醉医生来说可谓是一大挑战。

麻醉科主任赵晶介绍，由于我国肺移植患者的肺脏大多处于终末期状态，患者体内各器官由于缺氧可能存在不同程度损伤，尤其是心脏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功能减退。接受肺移植的终末期肺病患者常合并肺心病，很多患者不仅肺部功能受损，还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和右心衰。“两大重要脏器功能很差的患者面临一个巨大手术，同时还有各种感染、出血、排异、肺栓塞等风险，事实上，肺移植患者存活率很低。”

赵晶表示，麻醉医生需要全面了解患者情况，制定适当的方案，并对患者随时观察，及时处理术中紧急情况，因此更需要麻醉医生对于各项技术熟练掌握，从而为肺移植成功提供全面保障。（文/本报记者胡彬）

编辑制作：朱永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