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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水瓶纪元”的09篇文章
作者
陈竹沁
编辑
赵小鲁
编者按:8月1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不纳入医保目录范围,被网民质疑为对女性不利,“变相收取子宫税”。事实上,这一“舆论风暴”是一场误会: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属于国家公共卫生覆盖项目,由财政负担,不会动用医保基金。而目前,适用于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避孕药“达英-35”,仍在医保目录内,位列泌尿生殖系统用药与性激素分类下;舆论同时热议的“伟哥”(西地那非),在医保目录内也限定为治疗肺动脉高压使用,同样可以造福女性患者。然而,捍卫避孕“财务自由”的众声喧哗中,人们却忽视了医保谈判续约失败的4种药物中,有3种直接影响女性重症患者;女性重疾患者的生育自由与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反而被遮蔽了。在临床实践和医保政策的变化下,她们的生存困境,值得被更多看见和倾听。三年来,晓蕾大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拿着“乳腺癌疑似”的B超报告走出诊室。第二次是术后化疗完,查出卵巢储备功能指标低于0.06,理论上做“试管婴儿”手术的机会已然渺茫。当初,她错过了提前冻卵的治疗方案,现在则担心,自己属于内分泌敏感的“三阳亚型”,如果打促排(卵)针,会不会造成复发?
咨询的第一个乳腺科女医生是个刀子嘴,“生什么生啊,一步步来!”
“你都得多发性硬化这种罕见病了,你还准备结婚生孩子?”多年前,校医院女老师的这段话,也一直深深刺痛着毛毛的神经。她至今记得,在医院到处找特效药倍泰龙的日子。有医生听闻后劈头盖脸地说:病人那么少,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这么贵的药,怎么可能进医保?
中国有约10万多发性硬化患者,其中女性是男性的倍,且多发于0到40岁之间;位列中国女性癌症发病首位的乳腺癌,每年发病数已超过30万人,且愈发呈年轻化和慢性病化趋势。在疾病需要长期服药管理的压力下,随着生育窗口变窄,“治病,还是生孩子”,成了横亘在她们面前的两难抉择。
区别在于,乳腺癌患者必须断药才能备孕,而多发性硬化患者尚可用药维持——但也仅限倍泰龙,国内上市的其他三款,均有生殖毒性,可致胎儿畸形。然而,进入医保仅两年多,倍泰龙在去年底的医保谈判中续约失败,退出目录,从医保报销后年均万元左右的药费,回归至10万多元的高价。
在加入医保的杠杆下,金钱、生育与生存,愈发构成“不可能三角困境”,制约着女性重疾患者的人生。
生育vs.生存:
“别人金钟罩铁布衫,我却在裸奔”
晓蕾是在备孕期间查出乳腺癌的。那时,她刚满33岁,原本在上海一家电商公司工作,遇到公司倒闭,便在家呆了半年,专心备孕。无意间摸到胸部肿块,查过网络资料,还想着是不是激素变化引起的纤维瘤。到医院检查,恰逢一个老医生在带教,刚摸诊完,就对一旁学生报出了“乳腺癌疑似”。这几个冷冰冰的字眼,一下把她打懵在地,只想着赶紧做手术。
等待病理结果的时间里,晓蕾一直不好意思问医生,自己还能否生育。直到术后第4周,医院乳腺癌患者康复组织的志愿者来探访,她才抓住年纪相仿的病友咨询,得到许多“正能量”案例的鼓舞。当她向医生开口时才得知,原来医生默认她的年纪已经生过了,否则可采取保留生育能力的方案。化疗必须在术后8周内进行,越晚效果越差,此时,晓蕾再想做冻卵,已经来不及了。
“以前觉得是理所应当,后来一度感到遥不可及。被迫不能生,和能生而选择不生,心态很不一样。加上失业的心理负担、治疗的经济压力和家庭关系变化,反而让你更想去抓住它。”晓蕾说。
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连年稳居中国女性新增癌症发病人数第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每年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例数达到30.4万,相当于每08名女性中就有1人。全国范围内,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在55岁达到高峰,近年来,35岁也成了一个小高峰,7%的患者在40岁以下。
与乳腺癌年轻化趋势相对的,是其慢性病化。目前,中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超过80%(相当于“临床治愈”,一般癌症5年后复发率在10%~0%左右),早期乳腺癌预后较好可以正常活三四十年。相当一部分患者还在生育期,如果选择生育,也完全有机会完成养育责任。
然而,由于系统治疗对卵巢的损伤,临床数据显示,低于一成乳腺癌患者能够怀孕,妊娠率比正常人群低近70%,在常见癌症生存者中也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医务人员开始重视乳腺癌患者的“生育忧虑”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病友间开玩笑说,我们中的是豪华套餐,三种生物标志物ER(雌激素受体)、PR(孕激素受体)、HER(表皮生长因子)都是阳性。”按照乳腺癌分型,晓蕾属于内分泌敏感型,病情受雌激素、孕激素影响大,治疗中除了化疗,还要打卵巢针,使其休眠停经。
“一线城市年轻的乳腺科医生普遍非常支持生育,医院的主任医生,仍然相当谨慎。有的说可以随时停药停针去生,有的说最好等五年后。”然而,对于围绝经期女性,抑制激素的卵巢针打满五年,有一半几率造成卵巢早衰、绝经。晓蕾辗转咨询了数位医生,被判定为“中危型”,因为病情尚属早期,腋下淋巴没有转移,提前两三年生育不是不可以,但风险要自己承担。
“一开始,不清楚乳腺癌的严重性,总想着保命要紧。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再想生育,可能已经走了弯路。”但是,作为独生女,父亲的去世给晓蕾带来巨大打击,生育意愿逐渐坚定。这份血脉的延续,将为患病以来处在灰色世界的她,带来一线光明和生气。
去年11月停针后,医院做B超,查月经状况,意外被分到生殖科。报告出来,只剩右卵巢有一两个卵泡,卵子储备数也很少。从一开始的崩溃,到坚信自己“还有一线生机”,晓蕾戏称,自己很快进入了“玩尿”似的疯狂验孕状态。
“今年4月份月经该来的时候没来,激动到不行。我买了非常多排卵试纸,每天测两根,严格看排卵状态,排完六七天,就去测早早孕试纸。网上有种说法叫“意念灰”,头一天早上,我感觉我好像看到了,不敢确定,是不是想孩子想疯了?第二天干脆换别的试纸,测到了隐约双杠。我立马跑去跟我老公说,上天眷顾我了!”回忆这一幕,晓蕾仍难掩激动,“本来如果这次还不行,下个月我就准备去辅助生殖科报到了。”
晓蕾第一时间把照片发到“乳腺癌未生育群”。三年来,群成员人数增长到3人,绝大多数都想生育,其中有10个已经生了孩子,在她之后又有5人怀孕。这段未知的旅程有时显得像一场赌博:有人化疗完两三个月,还在药物洗脱期,意外怀孕,最终有惊无险,产下健康宝宝;有人不知有孕在身,做过CT,不想放弃孩子,六周后还是自然流产了,不知是幸或不幸。
怀孕前一个月,晓蕾刚做过大复查。钼靶检查室外,循环播放着“6个月内注意避孕”的提示音。医生说没关系,辐射影响不大,可她想起来还是后怕。孕期里,摸到一点胸部小结节,异于其他孕妇的尾椎骨疼痛,都让她紧张不已,生怕是癌症进展。能查的只有B超,她不顾奔波劳累,三个月就要去一次。
离预产期还有个月,晓蕾已经决定,不用母乳哺乳。此前,男医生的建议是自然哺乳六个月,国外文献认为这有利于降低(未患病的)键侧乳腺癌的发病率,女医生则支持直接上奶粉,这样就可以马上恢复用药。
“国外有一款针对我们三阳亚型的靶向药,可以降低40%~50%的复发率,原研药一百多万一年,还要专门请药剂师跟踪,一年十二万。孟加拉版的仿制药现在降到七千多一个月。有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年轻病友,用药选择会更激进,在双靶治疗(即两种靶向药联合)外,还加上这个很贵的药。”晓蕾感叹,“别人是金钟罩铁布衫,而我因为怀孕断药,从去年11月起就是裸奔状态。如果不是这么快怀上,断药时间还会更久。失去药物保护,内分泌变化可能刺激癌症复发。”
常有年轻病友纠结不已,找她咨询,晓蕾都会直言:先和医生沟通,充分评估风险,能否承受;时间越往后,就是女性自己想清楚的过程。“把其他因素抛开,比起家庭或社会压力,没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图片:CFP金钱vs.生育:
“选其他药等于就是没有选择”
强烈的恐惧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十几分钟仿佛几个小时那般漫长。许昕颤抖着,屈膝侧躺在病床上。一根长长的穿刺针,正缓缓插入第三、四节腰椎之间的脊柱,抽取脑脊液。
这已经是许昕第三次做腰穿检查了。第一次没穿进去,误碰神经,痛得她大半天直掉眼泪。颅内压降低带来的头疼,持续了整整六天,令她不得不卧床休养。这一次,她也只能问护士讨来安眠药,才得以度过检查后静卧的6个小时。
如果不是为了要孩子,许昕原本不必多遭这份罪。
两周前,医院确诊多发性硬化。医生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先生孩子,还是先治病?许昕的第一反应是,当然是先治病,治好病不就能要孩子了吗?等她逐渐了解这项疾病,她才明白其中的矛盾所在——多发性硬化也被称为“死不了的癌症”,需要终生用药。医院能用的两款药,特立氟胺和芬戈莫德,都有生殖毒性,可致胎儿畸形。如果选择它们,断药两三年后才能怀孕;而一旦断药,疾病就有复发进展的极大风险。
在平均超过30年的病程中,多发性硬化患者复发次数可多达十余次或更多,多次复发及不完全缓解后,患者的无力、僵硬、感觉障碍、肢体不稳、视觉损害和尿失禁等可愈来愈重,最终发展成神经炎、球后视神经炎、眼肌麻痹、肢体瘫痪、锥体束征及精神障碍等疾病。
“选其他药等于就是没有选择,要么治病,要么生孩子。”许昕已经37岁,生育窗口期渐窄,她等不起,也不愿冒这样的风险。对她而言,健康第一,而生育的自主选择权同样重要。至于未来能否顺利怀胎生产,倒在其次,顺其自然。
目前国内上市的4种多发性硬化药物中,公认生育风险最小的是拜耳公司的倍泰龙(通用名:重组人干扰素β-1b),可在备孕、妊娠、哺乳期全程使用,而据病友反馈,其副作用也较小,“一知道有这药的时候,就觉得太好了,马上决定肯定是用它!”
然而,就在去年底的医保谈判中,倍泰龙续约失败,退出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对此解释是,目录内增加了疗效更好的替代药物,即特立氟胺。过渡期只有半年,今年7月1日起,倍泰龙回归原价,自费超过10万元,而此前北京地区医保报销80%,一年只需万元左右。
医院药房采购罕见病药物本来就少,退出医保后更是雪上加霜。医院药房电话,发医院一家还有倍泰龙。中途转院,医院提出重新做一次腰穿检查,以建立自己的罕见病数据库,许昕完全无法拒绝,只得额外多花这两千多元检查费。
生病前,许昕在北京开一家韩式小餐馆,兼做淘宝电商,丈夫是补课老师。受病情影响,她特别容易累,很难长时间专注于工作,只能把店关了,家庭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都大了许多。明年1月,她才能享受北京城镇医保,因此今年5月确诊时,还错过了倍泰龙最后的医保价。现在,隔天打一针,元就没了,许昕忍不住自嘲,“这跟吸毒有什么区别?”
过去,由于孕育过程和激素波动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女性更少成为药物临床试验对象。相应地,也正由于缺乏临床试验数据,孕妇可以使用的药物非常少。而在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女性相当于一直被当做“男性”来诊疗,对女性用药安全造成更大风险。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代谢率和耐受性的差异,女性对于药物产生不良反应的几率比男性高50%~70%。
今年9月,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一篇多国学者参与的联合研究综述,证明性别所造成的差异在医学上广泛存在,涉及疾病的病因、发病率、诊断与治疗。在这些方面,性别是首个也是最重要的遗传因素。比如,在自身免疫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神经精神疾病中,女性患病率显著大于男性。文章呼吁,只有在临床实践和医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将性别差异纳入考量,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诊疗决策,真正实现健康领域中的男女平等。
多发性硬化就被视为与自身免疫相关,患病率方面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倍泰龙6月30日一出医保,我认识的几个病友就都换药了,只有一个还在坚持自费使用。那是因为她们都还年轻,对生育问题还没有感到紧迫性,但早晚会考虑到,还是会想换药换回来的。”许昕说。
与一般观念相反,妊娠对多发性硬化并无恶性影响,甚至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临床稳定和改善,只是产后三个月内恶化危险增加,比非妊娠期高两倍。因此,对于多发性硬化病友,生育并不见得与生存势不两立,而仍然可能兼顾。
医保调整是否缺乏性别视角?参与医保谈判的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向全现在确认,“医保评审中不考虑性别差异,主要是临床需要。妇产科很多内分泌药均列入医保目录报销就是明证”,此外,生育需求也是医疗需求的一部分,会在药物经济学测算中予以考虑。
“我国医保目录调整中的结构优化,并不存在性别逻辑,主要按照病种展开,根据基金支付能力尽可能满足患者医疗需求,而不会考虑具体是男性还是女性获益。”全现在咨询的一位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保专家也表示,医保政策始终存在市场和福利两种导向的争议,更务实的态度是测算投入产出比,选择更好的分配方案。“比如现在的抗肿瘤药物,适用于多个器官,有一些医保是限定支付的,看对于哪种器官治疗效果比较明显,不明显的就倾向于不支付。”
今年7月1日起,重组人干扰素β-1b不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多发性硬化患者许昕自费使用,一个月的药费就将近元。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金钱vs.生存:
“钥匙不在我们自己手里”
年底的医保谈判,续约失败的4种药物中,有3种直接影响女性。除了倍泰龙外,还有氟维司群和拉帕替尼,两者都针对晚期和转移性乳腺癌。短短五年患病时间里,这两款药,浙江的患者康佳都已经用过了。这场艰难的求生之战,本质上演变为“用钱换命”。一款价格可承受的药物,就能延展一段生存期,直到耐药的那天,不知何时到来。
“今天,妈妈说去上海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两星期左右,可能稍长一点。那一刻,我很难过,晚上躺在被子里一个人哭。好想妈妈,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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